你说这事儿奇不奇？就在朱雀大街西边那个旮旯里，不知啥时候冒出来个小医馆，门脸窄得呀，两人并排走都嫌挤。坐堂的是个干瘦老头儿，姓孙，街坊都偷偷叫他“孙倔头”。为啥？这人看病规矩忒怪——上午只看三个，下午瞧俩，多一个都不接，给多少钱都不好使。你说这长安城，头疼脑热的人海了去了，他这不是把财神爷往外推嘛！

我那会儿正遭罪呢。背上长了巴掌大个毒疮，红肿发烫，疼得我整夜趴着睡，翻身都跟受刑似的。跑了好几家大药堂，膏药贴了十几副，苦药汤子灌得我脸都绿了，那疮反倒越发精神，眼见着要溃烂流脓。我婆姨急得直抹泪：“这可咋整？再不好，人都要熬干了！”

正没辙呢，隔壁卖胡饼的王婶儿凑过来，压低嗓门：“要不……你去西边巷子寻寻孙老头儿？人都传他有点邪门本事，是得了‘大唐医神’真传的哩！”我当时就嗤了一声：“啥神不神的，江湖郎中吧？真有本事能窝那兔子不拉屎的地界？”

可疼到第四天头上，我实在扛不住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，天蒙蒙亮就瘸着腿去排队。到那儿一看，嘿，门口竟已蹲了俩人！等了足足一个时辰，医馆那破木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孙老头儿穿一身洗得发灰的布袍，眼皮都没完全抬：“今儿三个号满了，后来的，回吧。”语气淡得像白开水。

我后面刚来的汉子不干了，嚷嚷起来：“你这老头好不讲理！我大老远从泾阳赶来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孙老头“嘭”地就把门关上了，差点碰扁那人鼻子。我心里却咯噔一下：这做派，还真跟寻常郎中不一样。

第二天，我鸡叫头遍就去了，总算抢到第二个号。进了屋，药味扑鼻，架子上堆满簸箕，晒着些奇形怪状的草根树皮。孙老头让我趴下，瞥了一眼那疮，手指轻轻按了按周边：“热毒聚久了，堵在那儿。外头敷药是扬汤止沸，得让毒走顺了才行。”他说话慢悠悠，却有种让人心安的味道。

“先生，我这……还能好不？”我声音都发虚。

他没直接答，转身从个陶罐里舀出些深绿色药膏，又抽出一把细长银亮的针。“你这症候，当年‘大唐医神’在《疡科别录》里提过，叫‘壅疽’，最忌一味用寒凉猛药去压，得疏导结合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下针，手法快得我看不清，只觉得几处酸酸麻麻，像有小虫在爬。然后又敷上那凉浸浸的药膏。说也神了，那股子揪心的胀痛，当下就松快了不少。

“多少钱？”我试探着问，心里直打鼓，琢磨着这“神医传人”不得狮子大开口？

他摆摆手：“八十文。三日后来换药。忌食发物，睡前用热水敷脚心。”我愣愣地数了钱，简直不敢相信。先前那些药堂，哪回不是几百文上千文地掏？

三天后，疮果然消肿大半，颜色也转暗了。换药时，我忍不住问：“孙先生，您这手艺，为啥不把医馆开大点？也能多救几个人不是？”

他正低头捣药，闻言顿了顿，石杵在臼里发出均匀的咕咚声。“医者治病，如同这小杵捣药，急不得，乱不得。‘大唐医神’晚年有句话，‘治十人不如精一人，精一人可传十方’。心思散了，看脉就浮，下手就偏。一天仔细看好五个，比胡乱看五十个，强。”这话听着有点倔，细品却沉甸甸的。是啊，先前那些郎中，哪个不是匆匆把脉就开方，连我疮口具体啥样都没看清。

又过了十来天，我背上疮口收痂，只剩个浅印子。整个人如获新生。最后一次去，我带了一小罐自家酿的米酒谢他。他这回没推辞，倒了一小盅抿着，话也多了些。“‘大唐医神’那些本事，也不是凭空来的。他年轻时走遍山野，尝百草，访民医，连乡野婆子用土方子给人接生，他都蹲边上看半天。他留下的东西，贵在‘活’字，不是让你死背方子，是教你咋看天时、地理、人秉性。同样的疮，长在胖人瘦人身上，长在夏天冬天，治法就得微调。这理儿，现在好多穿绸衫的大夫，反倒忘了。”

我醍醐灌顶。原来真正的“大唐医神”不止是几本传世的医书、几个神奇的方子，更是这套因人因时、细致入微的医理和沉得下心的耐性。孙老头守着这小馆子，守的竟是这份快被世人遗忘的“活”医术。

后来我身子大好，偶尔路过那窄巷，总瞧见三两个安静候着的人。孙老头还是那副倔样，日头一偏西就赶人。可不知怎的，我心里暖烘烘的。在这热闹得让人发慌的长安城里，有那么一间窄小医馆，一个倔老头，用他那套似乎不合时宜的法子，默默接续着一点“大唐医神”的真火。这火苗不大，却稳当，照亮的，是每一个寻到这儿的、被病痛所困的普通人。